依稀小桃源
蔡应律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桃源书店，坐落在当年西昌最繁华的上西街的打铁巷口下侧，店面简陋、冷清，印象中主要经营旧书。坐店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看上去没精打采，营养不良，身上的一件白府绸短袖衬衫，也已经旧而泛黄了。
那年头，西昌有两家书店，另一家，就是大巷口至今还在的国营新华书店了。新华书店只经营新书，不经营旧书。这样，两家书店正好互补，并且均开架营业。开架营业，并非从来如此，‘文革’开始后的十数年里曾一度取消。因此，对那一时段的开架营业我至今心怀感激，因为它实际上为我这样的穷学生提供了免费阅读。我那个时候就读西昌高中，住校，星期天就泡这两家书店。更兼老家远在会东，因缺路费，高中三年迄未回家一次，寒假暑假，也多在这里消磨，倚着书架，或蹲或站，或干脆一个盘脚坐在地上。现在想来，那些年，人似乎没这么势利，没有人朝你翻白眼，好像也没有人在近处远处，虎视眈眈盯着你。当然，也得承认，那些年的人比较自觉，顺手牵羊的事少有发生———— —那么，就书店方面说，这事也挺令人悲哀的哈：书籍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怎么经营多年，书卖出了一本又一本，人反而没过去文明了?
不过，这问题是在我提笔写这篇文字时才想到的，书店方面是否也作此想，不得而知。
但事实上，我更多的时间，是泡小桃源书店。原因很简单：初涉书海，几乎所有的书，于我来说，都是新的，因为没有读过。这是说，坐落于上西街两端的这两家书店里的书，对我来说，具有同等的吸引力。问题是你很难做到只读不买，有那特别放不下手的，掂量再三，还是得买下，自然是买小桃源的折价书划算。
旧书和旧书店，一般都与读书人的穷愁潦倒有关。面对小桃源架上的旧书，我忍不住要去想，这书的原主人是谁?它都被怎样的手翻过?读过它的人都从这书里汲取了什么?这么一本书，都对它的原主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为何又被卖了呢?这些问题，虽只是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或隐约浮沉，但感觉十分幽深，也非常神秘，似乎每一本书的后面都隐藏着故事。当然，书是无言的。它们只是陈旧程度不等地，列队站在书架上，迎接着你的打量的目光。但既是旧书，就不可能不留下原主人染指的痕迹，那或者是一个签名，一条眉批，一段注释，或者是勾划在某些字、句、段下面的着重符号。事实上，由于自己什么也不懂，面对世间的一切满怀新奇，并对先于自己读过这些书的人心怀敬畏，因而对先人留在书上的这些痕迹总是比较留意，觉得从中能够获得教益。印象深的是，小桃源的很多旧书上，都有“绥章”这两个字。它显然是这些书原来主人的签名，用钢笔书写，蓝黑墨水，字写得张扬，几乎有火柴盒大，“章”字的收笔拖得很长。由这签名，我能感受到“绥章”其人性格豪放，并且生活优裕、自视颇高，并且显然有那么一点自恋—————就算仅仅是对“绥章”这名字罢。我还估计他是一个画家或者业余美术爱好者，因为这签名不仅出现在文、史、哲各类书上，也出现在大本的、纸质极优的美术类杂志上。还有一个“允中”，很多种书上有这签名……小城西昌能有这样两个人我觉得便气韵不凡，便近乎幽深而脱俗。
但是他们，怎么会把这些书，一古脑儿卖了呢?我揣摩卖书的原因种种，一是家庭变故，二是本人颓唐(自然，本人颓唐又有多种原因，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除此之外，谁还会因为生活拮据而去卖书呢?再好的书，送到废品站，称斤论两，或送到旧书店三文不值二五地打折，能卖几个钱?
然而事情正是这样，小桃源的书，很大一个来源，是废品收购站。这样的收购站上顺城街就有一家，进城门洞往左一拐，就到。那收购站我也去过，想不经小桃源之手淘几本书而未成，末了，还是只能回到小桃源来，守在柜台前，眼瞽瞽地看着那位女店员，将刚择来的一抱书和杂志，一本一本标出价码，四分五分，一毛二毛，就使一支廉价圆珠笔，随手写在书屁股上，然后，再按此从她这儿购买。
我的感觉是，那年头，卖旧书的人多，算是让我这样的穷小子捡了便宜。何以这样?细想之下也还是有迹可循。49年建立新政，曾给人很多的向往，那最初的几年，也还有一个清朗的气象。这催人勤学上进，读书遂蔚为风气。然而后来，国家开始脱出正常轨道，阴谋阳谋，针对知识和读书人的清洗、批判日炽，斯文扫地中，人心乃一步步走向荒芜、凶残和虚伪，书，也就被冷落了。再后来，“三分天灾加七分人祸”，连续三年的饿肚子，全民水肿，做人的尊严全无，不如将那些书扫地出门卖俩小钱果腹，也免了招至更多的祸端。在西昌高中一俄语老师的寝室里，我就目睹了汗臭哄哄戴深度近视眼镜的高个子老师，将他的书一页一页拆下，投进火里，用以煮熟一小盅稀饭……
我因为年少，不谙世事，更不知道越出了课堂的“体制外阅读”，正一步一步，将自己引入危险的深渊……
其实，我在小桃源买的，主要也就是些文学类废旧期刊，如《人民文学》、《峨嵋》之类，到手就跑回学校，爬到高低床的上铺床位上，一阵狂读，都读了些啥，这会儿是一样也指不出了，只记得那年头活跃在文坛上的袁鹰，袁水拍、严文井、玛拉沁夫等前辈的名字。还有就是，买了几本诸如《四角号码词典》、《人民学习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当年脑子好使，很快学会使用《四角号码词典》，至今不忘。好像就在上前年，清理家中旧书，竟还翻到本当年购自小桃源的《星星》诗刊，纸质极差，封面上有白石老人画的一幅万年红(我们老家会东叫做麻蛇包谷的那种)，题有“祖国万岁”四个字，好像是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而作，但白石老人早在两年前就谢世了，可见此印象并不可靠，而杂志内文的那些诗作，基本上，就是一日千里、放卫星那类“大跃进”新民歌。
而事实上，那会儿读得最来劲、最荡气回肠的一本书，是购自大巷口新华书店的《别林斯基论教育》。这本书其实也不是我买的，是和我一道从会东中学考入西昌高中的刘代茂同学买的。这家伙堪称天才，小学六年级即开始自学哲学，各科成绩都很拔尖，初中时还被拔过“白旗”。跟我一样，由于家贫，筹不到路费，高中三年都不能回会东一趟，只能呆在学校里，能做而又乐于做的事情，便是胡乱弄些书来读。当年，有延安鲁艺经历的朱玉宾老师，因所谓“政历问题”而贬在学校图书室管理图书，他似乎比较喜欢我们两个，有时网开一面让我们钻到书架背后去随意挑选，更大的恩惠则是要放假了，允许我们多借两本，以填充我们长长的假期。《别林斯基论教育》这本书不厚，刘代茂倚着新华书店的售书架也已经读过一遍，实在喜欢，又买下了。此后，那书的各页空白处，竟被一支老爱冒油的圆珠笔画满画烂。但事实上，我最佩服 别氏的，不是他在教育思想上的卓越贡献，而是他作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三大批评家之一的地位。
同时呢，年少时的阅读，从书本里读到了什么，其实并不是十分的重要，重要的是，你获得了一种阅读经验和习惯，一种对书本、对人类文明的趋前与膜拜。
普遍认为，读书使人变复杂了。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读书使人更单纯。这不仅出于我对众多“饱读之士”的观察，更出于我对自己这种压根儿没读过几本书的半拉子读书人的回视和检点。所谓“书呆子”，也正是这样炼成的—————有谁会认为书呆子“复杂”呢?相反，在世俗社会中，于一个狡黠而城府深深的民族里出来的几个不谙世事的书呆子，必然地，会与“无用”一词结缘(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也必然地和宿命地，会受到奚落，遭遇不幸。是呵，以天下为己任—————中国的读书人，往往读着读着，就须眉倒竖，且忍不住地想要仗剑行侠，以铲除世间不平，救人民于水火。这似乎成了传统。想想也是，“道德文章”读多了，不入此彀才叫怪呢。问题是，“天下”，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天下”压根就排挤这一点，读书人的悲剧，就是注定的了。这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刘代茂我俩泡书店泡出个“友谊社”，想办一个刊物，并一心想“在跨出学校前就为社会作贡献”，从而招致严厉打击，并由此改变了我们一生命运的根本所在。
回想起来，当年泡书店，或在书店里盘桓留连，却几乎没对书店的收益尽多少力。那年头我在大巷口新华书店买得最多的，是《中华活页文选)。这东西其实不能叫“书”，无封面封底，多则十几二十页，少则几页，内容多为中华古诗文，也选有鲁迅等近、现代大师的一些诗歌，格式，一般是标题后面有署名，然后是作者介绍、诗文说明、正文及注释。此文选有编号，次第出版，两三分钱一份—————因为不是“书”，不能叫“本”，只能如报纸般称“份”了—————出一期我买一期。后来出了合订本，我也买。眼下，手边尚存有第七十期至九十期合订本一册，此书随我插队农村，又进工厂，辗转迁徙，一身风尘，前后掉落若干页，纸质黄如军用品，乃于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个下午，为它做了个牛皮纸封面，且为基本保持完好的三十三件作品开列了个书前目录，由打头的屈原《国殇》，到末尾徐光启的《刻<几何原本>序》。某教授曾说；读历史少了，读的时候你可能老想哭，可读的多了，你就哭不出来了，由哭渐变为傻笑了。我没读多少历史，甚至压根儿没读多少书，因此，至今，无论读史，读书，哭的时候多，笑的时候少，更别说傻笑了。
现在想来，我《中华活页文选》，固然是因为喜欢这些诗文，还有个原因，则是花钱不多，却又可以满足我买书的欲望和冲动，算是穷小子聪明又无奈的选择吧。近日，读到当代法学家徐国栋先生的《多藏与“寡读”》一文，其中说，买书是对写书人的支持，是对知识的敬畏与虔敬，因此是一种生活道德，不具此德的人不足与之言道。我当然不会想这么多、这么深，并且说到底，我这一辈子也未能买多少书。
而我之最奢侈的一次买书壮举，也是发生在高中时候，不过不是在小桃源，也不是在大巷口新华书店，而是在小桃源书店右前方的城门洞外的地摊上。是一套《芥子园画谱》，一套四册，石印，线装，要价四元，于一个星期天见到，左看右看，价钱讲不下来。下一个星期天又去，仍是左看右看地讲价，卖书人却咬死了分文不减。四块钱在当年是啥概念?这样说吧：我那时候一年四季只穿条单裤，隆冬了，实在冷不过，花一块八毛，在小桃源下侧的一爿小百货店里买了条春秋裤，拿回学校一穿，却又窄又短，并且人还在长，只好用布接一截，但布无弹性，又只能将就原裤口，接上了，却穿不上……当然了，当第三个星期天光顾那地摊时，一咬牙，那书我还是买下了。记得买下这书后，像犯了罪般好长日子不敢上街。还记得年底了，同学间兴送贺年片。当年以班委会送给老师和全班每一个同学的贺年片，就是由我仿《芥子园画谱》里的某一幅画，而刻印的。
当然，我自己也得到了一张。那是一幅虬枝倒垂的盆景画。
人永远这样：从幽暗的历史中走来，并生活在喧嚣的现实里。
人同时还做着另一桩事情：用记忆将这两端连接。
小桃源书店在西昌浩浩荡荡又小家八十的历史上存在了几年?这事儿实在无关紧要，恐怕也没有人会去考证。倒是西昌的上西街，由当年最繁华的街区变成今日之备受冷落这一点，令人感到那么一点讶异。前面说过，旧书和旧书店一般都与读书人的穷愁潦倒有关，不过，我那时虽在读书，却称不上“读书人”，虽然穷，却没有资格“穷愁潦倒”，我不过是一个在校的高中学生，于自己的某一个成长阶段上，偶然地，与一个叫小桃源的旧书店邂逅，并跟她有过一番至今想来仍值得留恋的耳鬓厮磨。
剧作家萧伯纳曾对香港大学的学生宣传“共产主义”：假如你在二十岁时成不了赤色革命家，你在五十岁时将成为一块僵石：假如你在二十岁时有过成为赤色革命家的努力，则你到四十岁时仍有可能不被社会抛弃。我在二十岁时没有成为赤色革命家(尽管为诸如此类的宣传和信仰燃烧过)，但这之前盲目又短暂的一点阅读经历，却为我指认了一生的精神方向。
[附注：某日，偶然提及小桃源，一位家住西昌后营巷的朋友居然知道这家书店的店主姓熊，不禁大为感叹，亦借此向熊姓家人及其后代聊致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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