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社故事

作者：牟从梅

　　红旗水库，会理县蓄水量最大的水库，也是全县著名风景区，特别是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会理会议”，更使水库增添了些许色彩。当然“会理会议”召开时那里没有水库，只有一片耕地，1966年，仅有人口30万的会理县，发动了千军万马拉开了建设红旗水库的序幕，伴随这一建设，涌现出许多故事，我们的行文也就从这里开始。
　　老街乡铁厂村二社是红旗水库淹没区，当时的县人委和公社动员二社社员搬迁二分之一，黄成凤等12户社员就近安置在库区下本乡毛溪村。毛溪村宽厚接收了这12户社员，后来，毛溪村另分出一个村，12户社员所在地就冠名石厂大队三生产队。
　　煤油灯下，三队队长余开华脸上浸出了汗，三队土地本来就少，加之12户社员到这“消肿”，贫困的生产队显得僧多粥少，他大胆将队上的储备粮借给社员渡荒年，这事要是上头知道了，不戴顶帽子（当时划分的坏分子）才怪。油枯灯灭，余开华选好了退路。第二天，他辞去了队长职务。他在职时写给县人委、区分所关于解决石厂大队三小队搬迁移民妥善安置报告也随他的下台而杳无音讯。
　　1997年，57岁的余开华再次被社员推选为石厂村三社社长，这是因为他作为搬迁户的一员，在搬迁户从12户增长出21户中，新、老户人多地少矛盾十分尖锐情况下，新、老户公认只有他能担此平衡遗留问题的社长重任。
　　“石厂村三社土地承包到户后，全社共有153.52亩土地，但人口从包产到户前的75户增至86户，人均土地不足0.4亩，无土地人口有41人。长期以往，石厂村三社的温饱成问题类似遗留的问题，本乡铁厂村已得到了库区补偿，我们不想靠补偿过日子，建议县上扶持部分资金，我们自筹部分，建一个移民塑管厂，靠工业生产弥补农业不足……”写完这个汇报，余开华拿给社员陈连俊、黄光荣、王大顺过目。几个大老粗字斟句酌几遍，鸡鸣天亮了。
　　兴冲冲到县人大找周主任，因为周曾在老街公社当过党委书记，对石厂村三社的情况较了解。
　　“老余啊，你们人多地少问题，哪个上台你们都在找，要不得嘛！”周主任连汇报材料都没看完，就起身送客了。
　　明亮的灯光下，队委会成员在余开华家讨论，余妻端上饭菜，叫他们吃饭。
　　“嫂子啊，为了集体的事，你家倒贴了好多钱呵”队委曹佩林不安地说。
　　“没啥子，只要社上有条出路。”余妻赵福翠说完这话，眼眶渗出几滴泪，就在头天，老户社员与搬迁户吵架，老户那句“你们铁厂来的两张肩膀抬张嘴，吃我们。”让搬迁移民户伤心了很久。赵虽是老当地户，但同情移民。
　　饭后，队委会形成方案，暂缓两年不交公购粮，由社员再筹资，在石厂小学附近办塑管厂。七名队委象小岗村社员一样，在预定方案上签了字，盖了手印。
　　“石厂社造反了，国家皇钱都敢抗。”社员罗XX第二天在社上的大路上高声叫骂。
　　既定的方案流产了。
　　97年底，石厂三社因发展蚕桑业进行土地小调整，地少难分配导致纠纷，两名社员被老街乡政府带去接受教育，三社主张政府解决问题的社员噤若寒蝉，不敢再提此事了。
　　地，石厂三社的命根子。谈地色变，石厂三社的创举。2001年税费改革，土地面核实又使石厂三社再掀波澜。石厂三社年常产量被核定为每亩960公斤，负担税率每亩40余元，同村的五、六社人平土地8-9分，负担税率才25元。社员找余社长出头，余开华半点不推辞，到乡政府找李乡长反映。“怎么会有这差异，全村应该持平才要得。”第一次李乡长这样说。
　　“石厂三社核定的常产量、税率恐怕一下子减不完。”第二次李乡长这样话。
　　“你社的税率不能减。”第三次李乡长态度坚决。
　　余开华和社员陈连俊直扑凉山州政府。
　　“960公斤/亩的常产量全州都找不出来”州政府信访局给了他们答复“你们回去找县政府接洽。”
　　返程找县政府，回答批复材料交给了乡政府，到老街乡政府，李乡长一脸愠怒：
　　“你们乱反映税改费问题。你们愚弄群众，怂恿闹事。”
　　石厂村三社最终以900公斤/亩核定常产量。
　　这样下去不是长法啊，余社长茶饭无心，拿出借储备粮给社员、缓交两年公购粮用于发展工业勇气，给乡、区、县写了报告，重申靠自己努力与政府扶持相结合以工补农的观点。县水电局副局长刘世哲建议他们“打报告争取扶贫补助。”县政府一名副县长说“你们新老户应团结合作，和平共处。”
　　石厂村三社的自救看来没有了指望。
　　“红旗水库，是国家中型水库，移民的接收安置，拖过去政府也有前期扶持、后期补偿政策，针对库区移民遗留问题，国家出台有《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关于加强水库移民工作的若干意见》。地方出台有《大桥水库工程移民安置实施细则》，会理县为何不出台红旗水库移民安置方案呢？库区搬迁户连‘移民’的身份都没有啊。”
　　“我们建塑管厂是实现困难自救。何错之有……”
　　写完最后一句话。余开华已是老泪纵横，从1997年当社长2002年，5年时间，他没有为农业社减负办出一件好事，就在几天前，他提出最后一搏的意见，在他家聚拢的社员大都表示不干了，余社长拿出维权开支帐公布，累计开支2000多元，社员说“这个帐，我们认。”余社长叫社员签字认可，一个都不愿签。余社长向参会的村干部报销，村长说“有些帐无法报。”
　　社员王大成站在余社长这边，“你没有钱了，我垫出来跟你跑。”
　　到果元乡星星村找原红旗区区长杨有益出证证实搬迁时移民没领分文补偿的事实，到富乐乡找原老街乡乡长欧玉新证实乡政府曾受理过石厂村三社报告的事实。证据在手，余社长和社员王大顺径奔老街乡人民政府。
　　“这个材料我们不收”谭副乡长将报告还给社员。
　　“你们拿着嘛！万一有人调查，你们有数。”王大顺胆怯地说。
　　“有人调查”谭副乡长用手比了个“推”的姿式。
　　社员王大成与余社长到凉山州政府，这是第二次到州府了。州政府办公室一名同志看完材料对他们说，州人大会议正进行，石厂三社难题可以提请领导研究决定会议上讨论。
　　10多天后，石厂三社材料原封不动发往会理县政府信访办。余社长索回材料，气愤撕毁。
　　余社长彻底绝望了，回忆六年艰辛路，大有“逝者如斯夫”的悲哀感。
　　一年后的2004年，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忽如一夜春风，吹拂了华夏大地。农业税全免，粮食生产有直补。余社长以工补农的规划指日可待。但长期奔走呼号使余社长身心交瘁，62岁的他，面临的是91户社员人平土地不足0.4亩，50多人无地的现实，面对的是全社三年拖欠水费万余无现实，面对的是地少粮不足，社员无积蓄的现实。过去追随余社长维权的人或搞副业或经营土地。石厂三社仍是原本生机贫乏的老样。
　　“在这大好日子里，石厂三社无力回天，是我这当社长的耻辱啊！”掏出无法报销的2000余元费用单据，余社长象一尊不动的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