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磨 古镇与岁月——礼州怀古
作者:张正宁
引 子
古往今来,有田园、桃园、梨园、菜园、茶园、花园,以及公园、陵园诸园,却闻所未闻石磨园。然而,西昌的礼州镇则别出心裁,欣然在一块绿茵茵的草坪上高高矮矮地摆放了二百余付石磨,谓之日:
“石磨园”。这也许是百花“园”中的一棵独苗苗了。
石磨大者两三人合围,小者直径仅尺许。远远看去,散落在草坪上大大小小的石磨,或红,或绿,或白,或兰,象绿草丛中一朵朵盛开的鲜花。走进草坪,触摸石磨,石质坚硬而粗造,一道道深深浅浅的齿轮似乎在向你诉说着什么,心忽然感到苍凉而凝重。我向陪同参观的礼州镇党委书记桂永宏打听:“是啥原因要建个石磨园呢?”他微笑着说:“很简单,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吧。”他是个朴实单纯的中年汉子,说话不假思索,直截了当。我无言以对,心中顿时翻腾起一桩桩关于礼州历史的往事。
远古文明
礼州,是安宁河中游的一个千年古城,两千年前叫苏祁县。县改镇是近百年的事。
巍峨的牦牛山从北向南逶迤而来,山下是奔腾的安宁河,河岸便是美丽富饶的礼州了。
高山,峡谷,河水,台地和阳光孕育了礼州的古代文明,养育了世世代代礼州人。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破天荒地在河谷台地上发现了举世闻名的礼州新石器遗址。它是我国长江上游已发掘的三大新石器遗址之一,考古学命名为“礼州文化类型”。
礼州新石器遗址是一处文化遗迹丰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古文化遗存,距今约四千多年。礼州遗址发现原始陶窑一座,烧火坑九个,墓葬二十一座,石器加工场一处,出土石器九十七件,陶器三百三十件,陶片三千余片。出土的陶器有罐、钵、壶、杯、瓶、碗、碟、盏、豆、尊、桶形器等,纹饰丰富多彩,纹饰中最具特色的是,采用骨针在器物的肩部、腹部锥刺成水波、渔网等图案,反映出礼州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鉴赏力。值得一提的是石器中除斧、刀、锛、凿、锥、纺轮、网坠、砺石外,居然发现了石磨盘和石臼粮食加工器。原始的陶窑,形状各异的烧火坑,排列有序的墓葬,以及缤纷的石器加工场,都给人与心灵的震憾。每一件出土文物都真实可信,都让我们确切地触摸到了礼州悠久历史的本来面目。
走进考古发掘现场,一件件远古时代的土陶和石器散发出泥土的芬芳,眼前似乎浮现出四千年前礼州先民那一幕幕披荆斩棘、繁衍生息、创造文明的图景。
夕阳在淡淡的云层中渐渐下落,它把金色的余辉轻轻地洒在碧波荡漾的安宁河上,几只小舟正在撒网捕鱼;山边的丛林中升腾起团团火光,男人们正挥舞着石斧、石锄开荒播种;智慧的母亲则在火塘边吟唱着古老的歌谣,用石磨盘将粒粒粮食小心翼翼地粉碎,然后放进火塘中冒着热气的陶釜里,期待着儿女的归来。石磨是他们的创造,是他们亲密的伴侣。石磨使生命得以升华和延续。石磨在中国文化中绽放出神异的光彩。
叟人风范
两千年前的汉代,这里居住着一支叫“苏祁叟”的氏族部落。这应该是礼州古时候叫苏祁县的来历。苏祁叟是叟人的一个支系。叟人是西南地区一支强悍的民族。他们的族长叫“叟帅”。据《华阳国志》载,叟人面黑如漆,头发卷曲,耳穿小木棍,项挂铁环,腰插短剑,能歌善舞,勇于近战。出征时,“以鹿角为器,死则屈而烧之,埋其骨。”叟人“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有学者考证,叟人是古羌人南迁时留在安宁河流域的。
叟人虽然面目凶悍狰狞,却又是难得的性情中人。在历史上留下一段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后汉书》记,汉明帝时(公元58年),越嵩郡(今西昌)太守张翕,“政纪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祁叟二百余人,赍(音:箕)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今南充市北),起坟祭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把地方官员比作父母的事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民间为地方官员举行丧葬仪式最隆重、最感人的一次壮举。
三国时期,四川西南及云贵地区的少数富豪贵族(史称南中大姓)挑动各地部族首领掀起了一场反叛蜀国的动乱。叟帅高定元杀害了越郡太守龚禄及其将领焦璜,占领西昌,自封为五。苏祁叟头领冬逢和隗渠也参与其间。于是乎,平静的安宁河谷乌烟瘴气,战火不断。动乱把广大叟人推进了战争的深渊。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大军南征平息动乱,任命大将张嶷为越郡太守。忠勇而机智的张嶷按照诸葛亮的“安抚”和“攻心”策略,对广大叟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赠送丝绸、布匹和农具,施以恩惠,进行安抚。对放下武器、不再反叛的头领不与追究,让他们继续做“邑君”、“皆安土供职”。对坚持反叛,死不悔改的头领则坚决打击和镇压。
由于张嶷恰当地处理解决了各种矛盾,应顺了广大叟人期盼和平安宁这一迫切愿望,动乱很快就平息了。动乱结束后,苏祁叟民还积极参加了重建邛都城(今西昌),重开牦牛道(成都至西昌的古代商道),开发盐铁一系列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的活动,一部分叟人还被招募到诸葛亮麾下,成为蜀国最精锐的部队。苏祁叟为恢复和发展生产,疏通道路,以及巩固蜀国边防作出了杰出贡献。
最令人感动的是,张嶷任越郡太守十五年后,因身患重病离任回朝,返蓉之日,叟人哭着为他送行。过苏祁县时,苏祁邑君率部族扶老携幼迎接他。数百苏祁叟武士号角声声,越过高山,越过大河,千里迢迢把张嶷护送到成都。
张翕、张嶷、龚禄、焦璜同是朝廷命官。为什么有的受到叟人最特殊的厚爱和拥戴,有的却遭杀身之祸?值得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值得后人去思索。
悲惨年代
礼州城内,过去曾立有一大屏风,上书“北通三巴,南达滇池”八个大字。三巴亦指川东及重庆地区,滇池乃云南之代名。此语道出了礼州在川滇之间的特殊位置。正因为如此,决定了礼州必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正因为如此,礼州也就成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唐代的中后期,朝廷腐败,云南的南诏,
西藏的吐蕃趁机扩大其统治势力,多次发起企图夺取成都的战争。势态无情地把礼州推向了战争的前沿。南诏军队一路攻城掠寨,北渡金沙江,攻陷西昌,向礼州席卷而来;
吐蕃藏军,铁骑神速,越过牦牛山,经里庄直指礼州。唐朝剑南节度使韦皋以数万大军拒之。谁都明白,谁拥有礼州,谁就会赢得战争的主动权。于是,一场争夺礼州之战就开始了。《蜀中广记》戴:“礼州,汉之苏祁县也,唐末吐蕃、乌、白蛮迭据其地,号龙么城。”唐朝、南诏、吐蕃各方铁马金戈,轮番争夺,杀得你死我活。无论哪方,每攻克一次便屠城一次,田野、路傍、树下处处横着尸体,衣物、粮食抢劫一空,只剩下孤独的石磨和水缸,守护着这座古城。
这场从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至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历时四十八载,没有胜负,毫无意义的战争,最终以“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而收场,南诏王世隆也因此而忧郁成疾,一命鸣呼死在西昌。唐代诗人雍陶被南诏军队从成都俘虏而被解押南行途中,目睹了当时的惨状,发出了“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山日下山”的哀叹。
战争结束了,唐朝垮了,南诏王死了,吐蕃回藏了,礼州却象一位遍体鳞伤、咽咽一息的老人,苍白无力地躺在安宁河边。凛冽的寒风沿着河谷席卷而来,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惨淡的夕阳在云层中忽明忽暗,浑浊的安宁河水散发出腥味,无声地流向远方。这是礼州历史上最悲惨的年代。
屯田运动
流淌的岁月把礼州送进了明代。在明王朝屯田制的感召下,湖广、江西和川陕等地的军人、商贾和农民从明代的洪武年到清代的康乾时代陆续来到礼州,进行屯田和经商。
屯田运动给礼州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屯田运动使礼州的人口大增;
屯田运动使安宁河谷的大片良田得到开垦屯田运动活跃了商贸和运输;
屯田运动把湖广、江西等地的建筑艺术及民风民俗传入礼州。
礼州至今仍保留着陈远屯、星秀屯、唐官屯以及贵屯这样的地名,就是明清时期屯田运动留给后人的纪念。
松活的民族关系,安定的社会生活,富饶的河谷平原,使礼州一步步走向殷实而变得娇娆。明代重建的礼州城精巧而不失大度。七街八巷陈布其间,更有楼台水榭相衬,古朴而典雅。漫步在青石板铺成的小街上,领略两旁的掉脚楼、茶铺、字庄、药店,以及染房、豆腐房、铁匠房,仿佛置身于湘西古镇。石磨在悠悠地转动,铁匠房的风箱呼呼地把炉火吹得通红,街头巷尾的叫卖声忽高忽低,这一切构成一曲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歌。
尤其令后人回味和自豪的是礼州的蜡虫会和蚕丝会。礼州自古有载种白蜡树和养蚕的习俗。在明清两代,礼州的蜡虫会和蚕丝会十分兴旺,远近闻名。每年春末夏初是蜡虫会,八月秋高是蚕丝会。每逢会期,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礼州人显得特别兴奋和忙碌。湖广、陕西、云贵以及省内的乐山、峨眉、夹江;洪雅等地客商云集礼州,或收购生丝,或交易蜡虫,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小巧的礼州城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各路客商操着各地方言土语讨价还价,气氛祥和。
清代文学家查礼,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867年)出任宁远府(今西昌)知府,他在巡视礼州时,有“礼州行”诗一首,是对礼州真情实景的一个写照。诗云:
鷄鸣逐晓凰,雨後歸雲净。
策马穿树行,春光曙色映。
桃杏花半開,溪暖鱼游泳。
看山如黛横,臨水猫窥镜。
载驰抵禮州,居民颇殷盛。
俗淳峙亦安,習俗無争竟。
尾 声
礼州的石磨,与黄河岸边的石磨一样,都诞生在新石器时代,是石器时代生产工具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祖先以石锄、石斧开垦土地,播种粮食,用石磨将收获之物粉碎而食之,一代代繁衍下来,于是就有了当今社会。
然而,石锄、石斧等诸工具在社会的不断进化中纷纷悄然离去,如今,非走进博物馆方能一睹它们的芳华了。惟有石磨,陪伴着礼州人从漫长的原始社会,历经苦难与辛酸,生与死的磨练,一步步走到今天,不知不觉就相伴了几千年,不能不说是一大人间奇迹,历史创造了石磨,石磨见证了历史。
如今,叟人已不知去向,唐末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小康社会的春风向礼州人扑面而来,石磨渐渐被现代科学技术所取代,石磨老矣,尚能转否?然而,它那一道道数不清的齿轮上记录着礼州的风雨沧桑,铭刻着千家万户的悲欢离合。让我们记住石磨,记住这段历史吧。
|